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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申诉书是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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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中国河南奇案 于 北京时间 10/20/2014 ()

主题:此申诉书是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材料

[投诉举报] 此申诉书是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材料

申诉书

申诉人:李旭东,男,1951年2月2日出生,汉族,河南省宁陵县华堡乡唐庄村人。

委托代理人:李红梅,女,1973年出生,汉族,住所地山西省孝义市新义街道办事处建设街工程处,系申诉人之长女,手机:15835161539,;18235848236。

申诉人李旭东就宁陵县法院作出的(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和商丘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1、撤销(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和(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依法将本案移送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依一审程序再审;

2、依法及时调取我在本申诉书中提出的申请调取的各项证据,对我提供的各证人依法调查,并对调取的各证据、我提交的各证据和证人证言依法作实质性审查和认定;

3、针对我申诉再审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逐一依法公正地具体作实质性审查、评判;

4、就我申诉对本案再审举行由我和李博振及委托代理人共同参加的公开听证,并网络直播听证过程;听证笔录详细具体记录听证过程,并对听证全程录像留档;不阻止我们对听证过程录音录像取证。

事实与理由

一、本案诉讼程序严重违犯刑事案件管辖的法律规定:依法本案应当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宁陵县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但司法机关对李博振先后三次提出的管辖异议均不作审查答复,非法强行管辖。

(一)、基本事实:2011年4月8日宁陵县检察院的杜林代表批捕科提审时作的讯问笔录记录了李博振提出的管辖异议,但宁陵县检察院却不作审查答复;2011年7月22日{李博振在送达回证上把时间误写成7月21日)宁陵县法院的王振兴和王蒙向我父子送达宁检刑诉[2011]57号起诉书时作的询问笔录记录了李博振提出的申请宁陵县法院回避并将本案移转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管辖异议,但宁陵县法院也不作审查答复,并于2011年8月24日非法强行开庭,李博振当庭再次提出管辖异议,但法庭同样不作审查答复便非法继续了庭审。

(二)、法律依据及论述:(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据此,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的前提条件是“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本案中司法机关把我在地处北京市丰台区的国务院信访接待室的正常信访行为作为犯罪枉法追诉,因此,我信访行为地丰台区即是所谓的“犯罪行为地”,也即是“犯罪地”,故丰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法定的管辖权。(2)、2011年3月李博振因宁陵县法院枉法裁判和私自编造假协议非法结案的两司法案件到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的信访部门对宁陵县法院和责任法官提出了申诉和控告,而司法机关又把李博振的这一申诉和控告行为与我依法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的正常信访行为一并作为“犯罪情节”,这必然使本案与宁陵县法院之间存在及其严重的利害关系,所以根本就不适宜由宁陵县法院审理本案。因此,宁陵县法院并不能以我父子的居住地在宁陵县来获得对本案的管辖权。(3)、寻衅滋事罪是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的一种犯罪,此罪的主观方面以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为目的,此罪的犯罪客体是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所以,寻衅滋事罪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此罪的犯罪结果只能是某地的社会公共秩序遭到破坏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此司法解释直到2013年1月1日才废止,故仍适用于发生于2013年1月1日之前的本“案”)第二条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财产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分子实际取得财产的犯罪结果发生地。”据此规定更能说明上述问题。因此,宁陵县并不是所谓的“犯罪结果发生地”,宁陵县法院并不能以宁陵县行政机关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作出的向我给付相关款项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宁陵县来获得对本案的管辖权。(4)、即使宁陵县是其所谓的“犯罪结果发生地”,因宁陵县法院与本案存在上述极其严重的利害关系,且在所谓的“诉讼”中李博振又先后三次提出了管辖异议,依法宁陵县法院仍应当回避对本案的审理而丧失对本案的管辖权并应当依法将本案移送到对本案有法定的管辖权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但(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书和(2012)商刑监字第26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在对本案管辖问题的所谓“评判”上,均对我提出的宁陵县法院与本案存在上述极其严重的利害关系和依法宁陵县并不是所谓的“犯罪结果发生地”等事实避而不谈,并公然违背案情事实和法律无赖地硬说宁陵县法院有管辖权。

(三)、证明上述基本事实的新证据:(1)、申请向宁陵县检察院调取2011年4月8日检察员杜林代表批捕科对李博振作的讯问笔录,并调取当时宁陵县看守所提审室监控的视听资料,证明当时李博振向宁陵县检察院提出了管辖异议并记入了讯问笔录;(2)、申请向宁陵县法院调取2011年7月22日法官王振兴和书记员王蒙关于对起诉书的意见对李博振作的询问笔录,并调取当时宁陵县看守所提审室监控的视听资料。证明当时李博振向宁陵县法院提出了管辖异议并写入了询问笔录;(3)、现提供2011年8月7日宁陵县河南世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东梅和张健到宁陵县看守所提审室和李博振会见时的会见笔录( 执笔),证明在一审庭审之前(指2011年7月22日)李博振向宁陵县法院提出了管辖异议;(4)、现提供旁听本案一审庭审的证人卢家庭和卢家平(两人地址同为河南省宁陵县华堡乡卢集村)及其证言各一份,证明2011年8月24日开庭时李博振当庭向宁陵县法院提出了管辖异议。由这几项新证据来充分证明李博振先后三次提出了管辖异议,但宁陵县检察院和法院均不作审查答复,本案的诉讼程序严重违法。

二、宁陵县法院和商丘市中级法院对本案的所谓“审理”极端疯狂地公然违反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程序,甚至是徒具空名的虚假庭审,并极端疯狂地剥夺我们法定的诉讼权利丝毫没有“公正审判”可言。

(一)、基本事实:(1)、在2011年8月24日开庭时宁陵县检察院派出的公诉人梁鹏飞当庭将罪名变更为寻衅滋事罪,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法庭也不给我们留任何准备辩护的时间;在庭审中,法庭还剥夺了李博振的举证权、辩论权、和对李豫的伪证言笔录的质证权等法定的诉讼权利;2011年8月25日宁陵县法院的王振兴和王蒙到宁陵县看守所提审室出示并要求我父子签名的法庭笔录,对李博振当庭提出的管辖异议没有记录,对庭审过程作虚假记录,且王蒙他们拒绝给予补充和纠正,所以我父子都拒绝了在上面签名;2011年10月7日宁陵县法院的王振兴到宁陵县看守所监室门口向我父子送达的(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书,不但与8月25日出示的伪法庭笔录保持高度一致,而且还在控方的证据中非法添加了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出示质证的十多份“证据”(包括判决书中控方的证据2“被告人李博振的供述笔录”、证据21“宁陵县教体局关于李旭东及其儿子李博振上访问题的情况说明”、证据25“华堡乡财政所发放工资人员名册”、证据26“华堡乡财政所的证明材料”、证据27“宁陵县人事局会议记录”、证据30“手机通话清单”、证据31“发放工资人员名册楚庄乡中心校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据32“证明”、证据33“宁陵县人社局工资股出具的证明”、证据34“宁陵县委员会党政机关改革实施意见”、证据35“关于为李旭东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的情况说明”),公然违背事实地说是“经庭审举证、质证”的。(2)、我父子提出上诉后,2012年元月6日商丘市中级法院在宁陵县法院开庭,但在据理据法力争之下李博振才艰难曲折地陈述了补充上诉状的其他上诉理由,其委托的辩护人李红梅也宣读了辩护词,但随后审判长赵宇明就在对我们在上诉状中提出的申请商丘市中级法院调取证据、字迹鉴定和证人出庭等申请置之不理、不让我父子举证、不组织法庭辩论、不让李博振及其辩护人作最后陈述和提出最后辩护意见的情况下即跳跃式闪电般地非法终止了庭审,事实上直接取消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这些庭审必有的全部法定程序,结果使这次庭审没有任何审案过程和内容,当然,我们在庭审中的举证权、辩论权等法定的诉讼权利也被剥夺殆尽,后直到2012年2月8日送达(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书商丘市中级法院也没有提出让我父子在任何样式的法庭笔录上签名。

(二)、证明上述宁陵县法院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基本事实的新证据:(1)、现提供卢家庭和卢家平(两人的地址前面已述)及其证言各一份,证明一审庭审时法庭非法剥夺李博振的举证权等诉讼权利,并证明庭审过后宁陵县法院在判决的证据中非法添加公诉人在庭审中未出示的十多份证据;(2)、申请向宁陵县法院调取本案卷宗中(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据以作出的所谓“法庭笔录”,由上面没有我和李博振的签名或指印的事实证明上述宁陵县法院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事实。

(三)、证明上述商丘市中级法院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基本事实的新证据;(1)、申请向商丘市中级法院调取本案二审案卷中我和李博振的上诉状(我和李博振在各自上诉状每一页的页码处都按有指印),由两上诉状中我和李博振均提出申请商丘市中级法院调取证据、证人出庭和字迹鉴定等十多份申请的事实证明上述商丘市中级法院在2011年元月6日剥夺我们的举证权等虚假庭审的事实;(2)、申请向商丘市中级法院调取本案二审案卷中(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据以作出的所谓“法庭笔录”,由上面没有我和李博振的签名或指印的事实证明上述商丘市中级法院在2012年元月6日的虚假庭审的事实;(3)、现提供2012年元月6日亲属对庭审过程的录音,证明上述商丘市中级法院没有任何审案过程和内容的虚假庭审的事实。

三、再次申请向宁陵县法院调取新证据本案一审案卷的所谓的“法庭笔录”,并向商丘市中级法院调取新证据本案中的所谓“法庭笔录”,由两审的“法庭笔录”上均没有我和李博振的签名的事实来彻底推翻本案两裁判存在的合法性。法庭笔录是对庭审过程和实况的记录,任何经开庭审理的案件,其裁判必须要有合法真实的法庭笔录作为其据以作出基本依据。由上述宁陵县法院和商丘市中级法院“审理”本案时疯狂践踏刑事诉讼法和本案两裁判公然违背事实和法律胡编滥造的事实充分说明,本案两裁判根本不存在合法真实的法庭笔录作为其据以作出的依据。因此,由本案两审案卷中这两份所谓的“法庭笔录”上均没有我和李博振的签名或指印的事实及宁陵县法院和商丘市中级法院根本不可能提供与两伪“法庭笔录”相对应的庭审时的全程录像等证明的事实,足以证明(2011)宁刑初字等72号判决和(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均是根本没有合法真实的法庭笔录作为其据以作出的依据的非法虚假裁判,从而彻底推翻此两裁判存在的合法性。

四、申请向宁陵县法院调取新证据一审案卷(2011)宁刑初字等72号判决书正本(现同时提供我收到的此判决书副本的复印件)来推翻二审的(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书依法以调取我的户籍证明来证实我是1951年2月2日出生,这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法(办)发{1988}6号司法解释中公民的“出生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这一规定的。但商丘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11)商刑终字等213号裁定书,却公然违背事实硬说(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书是以“证人李大贤、李大臣、刘济勋证言”证明我是1947年出生的,并据此非法否定我2008年提出的信访事项及诉求的合法性。另外,(2011)年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书在叙述(2011)宁初字第72号判决时,把其中控方的证据2“被告人李博振的供述笔录”也公然违背事实私自调换成了内容不同的另一份。因此,由(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书这份新证据可充分证明(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是商丘市中级法院极端无赖地公然违背事实和法律肆意胡编滥造的极端枉法裁判,也即是可彻底推翻此二审裁定。

五、申请向商丘市中级法院调取新证据本案二审案卷的“为李博振无罪辩护词(每一页的页码处都有辩护人李红梅的指印)”及我和李博振的上诉状(我和李博振在各自上诉状每一页的页码处都按了指印。前面已提出调取此新证据),来充分证明(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是商丘市中级法院公然极端无赖地私自改换我父子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公然违背事实和法律肆意胡编滥造的根本不涉及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的极端虚假裁判和极端枉法裁判,也即是完全可干净彻底地推翻此二审裁定。

(一)、辩护人李红梅的“为李博振无罪辩护词”明确提出“补充以下三点辩护意见”:(1)、信访人以走访形式越级提出信访事项的越级信访是符合《信访条例》第十六条明文规定的合法合规的正常信访;(2)、两上诉人(指我和李博振)各自的信访行为根本不符合敲诈勒索罪或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特征:在犯罪主观方面上没有“两罪”的主观目的性,在犯罪客观方面上本案根本没有犯罪情节,在犯罪客体上本案根本不存在犯罪客体;(3)、对两上诉人的信访行为判处刑罚公然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明文原则性规定。但(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书却说“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上诉人合法上访,不构成犯罪;或者将本案移送到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审理”丝毫没有涉及上述辩护意见。显然,这是商丘市中级法院公然以私自组织编造的虚假内容来取代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且此二审裁定书中所谓的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评判”及其其他内容也丝毫没有涉及上述辩护意见。因此,由“为李博振无罪辩护词”可充分证明,(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是商丘市中级法院公然违背事实真相胡编滥造的丝毫没有涉及辩护意见的极端虚假裁判和极端枉法裁判。

(二)、我和李博振的上诉状均明确提出的上诉理由主要有:(1)、因2011年3月长子李博振信访是对宁陵县法院和责任法官提出申诉和控告而使本案与宁陵县法院之间存在(严重)利害关系,且依法本案所谓的“犯罪地”即是我向其提出信访事项的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所在地北京市丰台区,因此,依法本案应当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宁陵县法院没有管辖权。长子据此先后三次提出了管辖异议,但宁陵县检察院和法院均不作审查答复,非法强行管辖,诉讼程序违法;(2)、因宁陵县法院对法庭笔录(在上诉状中的措词是“庭审笔录”)作虚假记录,其中对长子当庭提出的管辖异议没有记录,我父子都拒绝了签名,而后作出的(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不但与上述我父子拒绝签名的那份伪法庭笔录保持高度一致,而且还在控方的证据中非法添加公诉人在庭审中没有出示质证的十多份证据,这样胡编滥造的判决根本不存在合法真实的法庭笔录作为其据以作出的依据;(3)、一审判决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相支持。2011年7月12日宁陵县检察院对本案审查起诉提审时在讯问笔录中记录了李博振提出的我父子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骗供和折磨等情况,但宁检刑诉[2011]57号起诉书显示,宁陵县检察院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没有做任何调查,因此,判决中公诉人在庭审中出示的所有证据因缺乏来原的合法性而没有法定的证明效力(即应予以排除);对于判决中出现的公诉人在庭审中未出示的那十多份后期加入的证据,因没有经过在庭审中出示质证,依法也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4)、华堡乡政府、宁陵县教体局和华堡乡中心校等在法律性质上是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其坚强后盾的行政机构、行政部门和行政职能部门,我父子在法律上是行政管理相对人,是被管理者,如果我父子的行为违法违规便会受到相应的处理和制裁,因此,我的信访行为不可能使宁陵县教体局和华堡乡政府等受到非法“要挟”;宁陵县教体局等依法纠正非法报批我退休问题,包括对我提出的“有关责任部门负担我依法维权的费用”这一信访诉求也作出了支持决定,华堡乡政府补发了拖欠我的22个月工资。它们还向我出具了相关证据,所有这些在法律性质上都是宁陵县教体局和华堡乡政府等行使职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但现在判决说这些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合理;这实际上是在说宁陵县教体局和华堡乡政府等没有依据《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行使职权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是它们在违法、渎职或犯罪;(5)、我的依法正常信访行为与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方面的主观目的、犯罪客观方面等有明显区别,根本不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6)、由我信访时的申诉书和宁陵县教体局、华堡乡政府等向我出具的相关证明这些书证,均可证明起诉书说的“敲诈华堡乡中心校”和判决书说的“向华堡乡中心校索要其上访费用”都是错误的;(7)、我父子在各自上诉状正文中都提出了申请商丘市中级法院调取证据、字迹鉴定和证人出庭作证等十余份申请。但(2011)商刑终字等213号裁定书在关于本案管辖问题的所谓“评判”上,对我和李博振均明确提出的宁陵县法院因与本案存在严重的利害关系而应当回避对本案审理等事实和法律根据都避而不谈,公然无赖完全违背事实和法律硬说宁陵县法院有管辖权。更有甚者,此二审裁定书还公然无赖地以商丘市中级法院私自分别组织编造的几十个字的虚假内容来取代上述我父子在上诉状中提出的上诉理由,且此二审裁定书中所谓的“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评判”及其其他内容也丝毫没有涉及上述我父子提出的上诉理由。因此,由我父子的两上诉状可充分证明,(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是商丘市中级法院丝毫不针对我父子提出的上诉理由并无赖地完全违背事实和法律肆意胡编滥造的极端虚假裁判和极端枉法裁判!

六、本案裁判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或者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丝毫没有“确实、充分”可言。

(一)、基本事实及法律依据:2011年3月15日15点50分宁陵县公安局的张胜等三人闯入我家,在不出示证件不说明缘由的情况下把我强行带到华堡乡派出所,强迫我在他们事先备好的一份厚本子(假“讯问笔录”)上签名按指印,我因眼患白内障看不清字又不知道他们所为何事,就拒绝签名。张胜等便对我怒喝,手拍的桌子咚咚响,说:“跟我们配合放你回家,不跟我们配合别想回去………”,直到22点多,足有六个多小时,不让我吃饭喝水,不让我休息。我因患过中风,极易疲乏,因此,当时我已被张胜等弄得饥困交迫、筋疲力尽、恐惧不安,被迫在那份厚本子上签名并按了指印。把我押到宁陵县看守所后,侦查员张胜等利用我看不清字和不懂法,以在为我办释放手续为名,骗取了我在他们事先备好的假讯问笔录上签名和按指印,后又利用在押人员或者直接对我打骂、恐吓等手段,又先后两次欺骗逼迫我在张胜他们事先备好的假讯问笔录上签名和按指印;2011年3月16日家属卢秀云到宁陵县公安局向张胜问我父子的下落时被张胜强行拿住手在他事先备好的假证言笔录上按了指印,2011年8月24日当听到公诉人念她那份“证言笔录”的虚假内容时气的大哭,提出出庭证明真相,但审判长郭俊梅不准许,随后又借故指使法警把她拖出法庭。2011年7月12日宁陵县检察院在对本案审查起诉提审时,对我提出的受到刑讯逼供和被欺骗或者逼迫在假讯问笔录上签名和按指印等情况不给记录,在对李博振提审时经据理力争检察员杨永香才在讯问笔录上记录了李博振提出的我父子受到刑讯逼供和骗供等情况,但后来宁陵县检察院作出的宁检刑诉[2011]57号起诉书显示,宁陵县检察院对侦查活动是否没有做任何调查。2011年8有24日在一审庭审中我父子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均提出了异议,并提出提供证言的所有证人出庭质证和调取宁陵县检察院安置在宁陵县看守所监室、放风场和提审室的监控的视听资料来证明我父子受到刑讯逼供、骗供和折磨等情况,但法庭却置之不理。2011年10月17日我父子在提交的上诉状中均又提出了申请商丘市中级法院向宁陵县检察院和看守所调取其安置在宁陵县看守所的监室、放风场和提审室的监控的视听资料来证明我父子受到刑讯逼供和骗供等情况,但商丘市中级法院也置之不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和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一审判决控方的证据中公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出示的“被告人李旭东供述笔录”、“证人卢秀云的证言笔录”等证据因缺乏来源的合法性应当予以排除。(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书公然违背事实在控方的证据中非法添加的公诉人未在庭审中出示的那十余份证据(包括一审判决中控方的证据2、证据21、证据25、证据26、证据27、证据30、证据31、证据32、证据33、证据34、证据35,前面已详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因没有经过在庭审中出示质证也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

(二)、证明上述基本事实的新证据:(1)、申请向宁陵县检察院和宁陵县看守所调取我父子在押期间和被提审时宁陵县检察院安置在宁陵县看守所监室、放风场和提审室的监控的视听资料,来证明我父子受到刑讯逼供和折磨及我被张胜等骗取和逼迫在他们事先备好的假“讯问笔录”上签名,按指印的事实。本案裁判中的所谓的“被告人李旭东供述笔录”依法应当排除;(2)、申请向宁陵县检察院调取新证据2011年7月12日检察员杨永香等对李博振作的讯问笔录和宁检刑诉[2011]57号起诉书正本(现同时提供此起诉书复印件),来证明李博振明确向宁陵县检察院提出了在侦查阶段我父子受到刑讯逼供、骗供和折磨等情况,但宁陵县检察院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却没有做任何调查,本案裁判中公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出示的“被告人李旭东供述笔录”等证据因缺乏来源的合法性依法应当予以排除;(3)、现提供证人我家属卢秀云(住址:河南省宁陵县华堡乡唐庄村)及其证言一份,证明一审判决中“证人卢秀云的证言笔录”是被张胜强行拿住手在他事先备好的假“证言笔录”上按指印的假证,依法应当予以排除;(4)、由前述提供的证人卢家平、卢家庭及其证言来证明一审判决中宁陵县法院公然违背事实在控方的证据中非法添加上述那十余份证据,这十余份证据因没有经过在庭审中出示质证依法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

(三)、另外,需要提出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六十四条的规定,应当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被告人“有无罪过,实施犯罪的动机、目的”等,但本案一审判决中却没有我的信访行为“有无罪过”或者“犯罪的目的、动机”等内容和证据,二审裁定中也没有提出这方面证据,这也说明本案裁判定罪量刑的证据根本没有达到“确定、充分”。

七、本案裁定把我和李博振各自不同的信访行为捏造成“共同犯罪”判处刑罚,不但违背事实真相,而且在立案等诉讼程序上也是严重违法的。

(一)、基本事实:我2008年就宁陵县教体局在限定年龄以下非法报批我退休到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正常信访时李博振始终在华堡乡中学上班;从未参与我的信访;2011年李博振接受我的委托就华堡乡政府拖欠我22个月工资问题向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提出了申诉,但此时依法我仍为信访人;李博振的法律地位应当为委托代理人。李博振只不过在其2011年就宁陵县法院枉法裁判和私自造假协议非法结案的两司法案件到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的信访部门对宁陵县法院和责任法官提出申诉和控告这一事项上才是信访人。2011年3月15日宁陵县公安局对李博振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这说明在最初司法机关把我和李博振各自不同的信访行为是分别看待并作为两案立案的;在张胜等骗取和逼迫我在他们事先备好的其中有诬陷李博振的内容的假讯问笔录上签名和案指印后,司法机关就把我的信访行为强加到李博振身上,并公然违背事实硬说对李博振也是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的,公然非法否认对李博振是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的事实,随后又以我父子共同涉嫌敲诈勒索罪向宁陵县检察院报请批准了逮铺,因此,本案裁判把李博振和我以“共同犯罪判处刑罚,不但违背事实真相,而且在立案等程序上也是严重违法的。

(二)、证明上述基本事实的新证据:申请向宁陵县公安局(或宁陵县看守所)调取李博振的刑事拘留证存根(上面有李博振的签名和指印)由刑事拘留证存根上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李博振刑事拘留的事实来证明, 司法机关最初把我和李博振各自不同的信访行为是分别看待并作为两案立案,在骗取和逼迫我在张胜等事先备好的有诬陷李博振的内容假讯问笔录上签名和按指印后,司法机关就把我的信访行为非法强加到李博振身上,并把我父子各自不同的信访行为公然违背事实真相篡改捏造成共同信访和犯罪,且本案在立案等诉讼程序上也严重违法。

八、本案两裁判适用法律错误,实质上本案是我和李博振各自均依法在信访部门正常信访,在没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况下,宁陵县公检法和商丘市中级法院等公然违背事实和刑法及其基本原则的明文规定,胡搅蛮缠并枉法曲解捏造的一件对我父子报复和迫害的极端冤假案,故应依法对我和李博振宣告无罪。

(一)、我的信访行为根本不符合敲诈勒索罪或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特征,故对我父子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刑罚在适用法律上完全错误。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同时符合某种犯罪的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这四个方面犯罪构成要件特征时才能构成某罪,但是,(1)、从犯罪主观方面看,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方面以非法获取他人的财物为目的;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则以“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罪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为目的。而我父子的信访行为是在行政机关部门和司法机关侵权和非法办案的前提下依法向相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和控告,主观方面只是以寻求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法律上的救济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目的;(2)、从犯罪客观方面看,敲诈勒索罪表现为,以侵害他人或者其亲属等非法手段相威胁,使他人在精神上受到强制,来非法强行索取他人财物且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行为;寻衅滋事罪中“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且情节严重”这一情形表现为,以径直非法强行索拿公共财物或者私权主体的财物的非法手段来寻求刺激、发泄情绪或者逞强耍横等,且情节严重,使社会公共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其中,“公共财物”应当指在公共场所供一般社会主体或特定社会群体受益或享用的公共设施等,而国家机关部门管理的本机关部门的财产或国有资产并不属于公共财物。具体到本案,两裁判中的所谓“案情”包括我父子的信访行为(事实上完全是我的信访行为,并被司法机关公然违背事实捏造成我父子共同的信访行为)和宁陵县教体局、华堡乡政府等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及对我的截访活动两方面的内容。但是,我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的正常信访行为不可能成为犯罪情节。现针对两裁判中对我合法合规的正常信访行为胡搅蛮缠和枉法曲解的歪理邪说批驳如下:(1)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侵害时,依法申诉维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信访”或者“上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第四十条)和《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均明文赋予我国公民的一项权利。因此,我依法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正常信访,提出依法纠正被非法报批退休并由“有关责任部门负担我依法维权的费用和要求华堡乡政府补发拖欠我的22个月工资等信访诉求,以及李博振就宁陵县法院枉法裁判和私自造假协议非法结案提出申诉和控告,这些都是我父子正当行使这一法定申诉权利的合法行为。至于提出的信访事项及诉求合法合理与否,对于申诉公民来说,不可能都能提前预知,我国任何法律法规也没有对公民设定有保证其所提出的信访事项及诉求都合法合理的义务;合法合理与否只不过是其所提出的信访事项及诉求能否得到国家机关支持的前提,对于申诉公民来说,提出的信访事项及诉求合法合理与否都谈不上违法或者有任何过错。因此,(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以把我依法提出的正当信访诉求说成“无理要求”来否定我的信访行为的合法性;特别是(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公然违背事实硬说(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是以“证人李大贤、李大臣、刘济勋证言,证明李旭东于1947年出生”,无赖地非法否定(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是以我的户籍证明来证实我是1951年2月2日出生的事实,并据此以我提出的信访事项及诉求不合法为由把我合法合规的正常信访硬说成非法上访,这是没有任何法律法规依据的,是非法的。特别是在解决非法报批我退休问题和补发拖欠我的22个月工资之前,宁陵县教体局和华堡乡政府等始终没有依据《信访条例》向我作出书面答复,而是相互推诿、拖延,或者指派乡中心校和派出所民警等对我跟踪、恐吓、截访,因此本案两裁判以我提出的信访事项及诉求不合法合理来否定我的信访行为的合法性更是没有任何法律法规依据;而二审裁定书把我依法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的正常信访说成“闹访”和“扰乱社会秩序”,也更公然扭曲了事实和《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2)、本案一审判决书以所谓的“越级信访”来否定我的信访行为的合法性是非法的。《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这就直接规定了,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除了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外,也可以向其他任何上级机关提出;如果信访事项没有被有关国家机关受理或者没有正在办理中,或者受理机关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办结信访事项;依法有权处理机关的任何上级机关也都可以受理。但无论是向有权受理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还是向其他任何上级机关提出信访事项,都是越级信访,也都是符合本条规定的《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对信访工作机构收到包括越级信访在内提出的信访事项的处理也作出明确的规定。(3)、在2008年北京市政府筹备和举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和每年举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两会”)期间,全国各级信访工作机构都在依法正常工作。而国务院信访接待室等信访部门的工作程序是,先审查信访人的身份证和申诉材料,对于属于其受理的信访事项才发给信访事项登记表,然后由信访人持填写好的信访事项登记表、申诉材料和身份证等待接谈和受理。我2008年到国务院信访接待室信访和2011年委托李博振代理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信访(此时依法我仍为信访人,李博振的法律地位是委托代理人),都是在其正常工作时间内提出其所受理的信访事项,并均受到登记和接待,这在实践中也证实了我的信访行为是合法合规的正常信访行为。2011年在北京市的公共场所有温家宝总理这样提写的标语:“‘两会’期间,这里的大门永远给你们开着……在下面黑暗,来北京吧!”因此,以北京市政府筹备和举办奥运会与国家举办“两会”来否定我的信访行为的合法性是没有任何法律法规依据的,是非法的。(4)、根据中央联席会议《关于加强对在北京市非正常上访行为依法处理和完善非正常上访人员劝返接回机制的实施意见》(中信联[2008]5号)、中信联办函[2009]41号、豫信联办[2009]6号、豫信联办[2009]12号与河南省公安厅《关于对缠访、闹访人员的处理意见》等文件的规定,对非正常上访人员要求依法处理和劝返接回,但所有这些文件均没有把信访人以走访形式到上级信访部门越级提出信访事项的行为列为非正常上访行为,也没有把越级信访人员列为劝返接回的对象,所以,2008年我依法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正常信访时,华堡乡中心校和宁陵县教体局、宁陵县信访局等部门的截访人员对我非法干扰、欺骗、恐吓,阻止我依法向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提出信访事项,这是对我侵权,即使是二审裁定书中所谓的“劝返”,也是对我依法正常信访的干涉,是侵犯我法定的申诉和控告权利的行为,也扰乱了国务院信访接待室的正常信访秩序,因此,二审裁定书中所说的“经接访人员再三解释,拒不返还,肆意扰乱社会秩序”和(2012)商立刑监字第26号驳回申诉通知书所说的“多次劝返未果,已扰乱社会秩序”,无视“劝返”的非法性并把我依法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的正常信访说成“扰乱社会秩序”,扭曲事实和法律法规,颠倒了是非,因而是非法的。总之,我依法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正常信访,没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因此,我的信访行为不可能成为本案的犯罪情节,仅此一项就是我的信访行为不可能构成包括寻衅滋事罪在内的任何犯罪的充分条件。宁陵县教体局和政府等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的行为不可能成为本案的犯罪情节:(1)、华堡乡政府和宁陵县教体局等在性质上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和行政部门,华堡乡中心校是宁陵县教体局任命华堡乡教师组成的对华堡乡教育工作和教师进行行政管理的行政职能部门。行政机关、行政部门和行政职能部门根据法律法规等规定的职权或授权,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担负着强大的社会管理职能,而依法行使职权、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法律法规等对他们的基本要求 ,否则便是违法、渎职或者犯罪。我父子的法律地位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也即是被管理者,如果我父子的行为违法违规便会受到相应的处理和制裁,因此,我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的信访行为即使违法违规也不可能使宁陵县教体局和华堡乡政府等受到所谓的非法“要挟”.信访人的行为即使违法依法也不能作为行政机关、行政部门、行政职能部门不依法行使职权办理信访事项或者不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或者借口。《信访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经调查核实,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或有关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处理,并书面答复信访人;(一)请求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予以支持;(二)请求事实合理但缺乏法律依据的,应当对信访人做好解释工作;(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者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不予支持”。在我依法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正常信访和国务院的责令、督促之下,宁陵县教体局等行政部门依法解决了非法报批我退休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对我提出的“有关责任部门负担我依法维权的费用”这一信访诉求也予以支持;华堡乡政府补发了拖欠我的22个月工资,它们还向我出具了相关证明,所有这些在法律性质上都是宁陵县教体局和华堡乡政府行使职权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本案两裁判却非法硬说这些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合理,是被迫作出的,且本案裁判中控方的所有证据,即使假设其成立,充其量也只不过在说明宁陵县教体局、华堡乡政府和华堡乡中心校及其工作人员没有依据《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行使职权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作出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及对我的非法截访活动,是他们在违法、渎职或者犯罪,依法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可能成为我的或者说本案的犯罪情节,但本案裁判却以此对我父子“判处”刑罚,这明显是公然赤裸裸地颠倒是非的极端司法老赖行经!(2)、本案裁判说向华堡乡中心校“强拿硬要”或者“勒索”并将其放到被害人地位违背事实真相:[1]2008年我信访时提出的被诉人是“华堡乡楚庄中心校等部门中非法报批我退休的责任人员”,所提出的信访诉求第四项是“有关责任部门负担我依法维权的费用”,2011年我委托李博振代理信访时提出的被诉人是“华堡乡政府”,都没有指向华堡乡中心校。并且,2008年对我提出的信访事项及诉求作出支持决定并出具相关证明的是宁陵县教体局;2011年补发拖欠我的22个月工资并出具相关证明的是华堡乡政府。因此,说向华堡乡中心校“强拿硬要”或者“勒索”并将其放到被害人地位没有事实根据。[2]本案裁判中说向华堡乡中心校“强拿硬要”或者“勒索”钱财的所谓“证据”无非就是李连平、邓振杰、王栋梁等截访人员的伪笔录,暂且不考虑其真实性,依法书证的证明效力应优于证人证言,因此,由我信访时两申诉书(在下面将提出提供2011年我信访时的申诉书这份新证据)和宁陵县教体局、华堡乡政府等向我出具的证明依法均可完全彻底排除和否定这些伪证言的证明效力,并可排除和否定与本案存在严重利害关系的宁陵县教体局等出具的证明材料,也即是均可证明没有向华堡乡中心校“强拿硬要”或者“勒索”钱财,因此,本案裁判将华堡乡中心校放到被害人地位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相支持。[3]、事实上,我依法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正常信访时华堡乡中心校主要是对我欺骗、恐吓和截访,起的基本上都是阻止我依法正常信访的反作用,实质上是标准的加害人。总之,在客观方面,本案根本就没有犯罪情节。(3)、从犯罪客体上看,敲诈勒索罪侵害的是合法的社会财产关系,所以《刑法》把它规定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寻衅滋事罪侵害的是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所以《刑法》把它规定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等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对于本案,虽然一审判决书中有“去北京上访不回为要挟”的语句,二审裁定书中也有“二人以不给钱就去扰乱社会秩序相要挟,公然索要钱财,强拿硬要公共财物”的语句,但把我依法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的正常信访和国务院的依法责令、督促说成“要挟”或者“去扰乱社会秩序相要挟”,把我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信访时提出的“有关责任部门负担我依法维权的费用”和要求华堡乡政府“补发拖欠我的22个月工资及其利息”这些信访诉求说成“公然索要钱财,强拿硬要公共财物”,把政府财政部门管理的国有财产现金说成“公共财物”,明显是公然违背和扭曲了事实和《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事实上,如前所述,我2008年和2011年均是依法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正常信访,又没有其他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所以根本不可能侵害刑法所保护的任何社会关系,也即是说,本案根本不存在犯罪客体。

(二)、对我的信访行为判处刑罚公然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的明文原则性规定。本案的案情包括我的信访行为和宁陵县教体局、华堡乡政府等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活动两方面的内容,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他法律均没有把信访人的信访行为本身或者提出的信访事项及诉求合法合理与否规定为犯罪,也没有把行政部门办理信访事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合理与否规定为信访人的犯罪情节来对信访人判处刑法。并且,从法律上看,受害人提出投诉请求的信访(或者说“上访”)也就是申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第四十一条等)和《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均明文赋予我国公民的一项权利;而行政机关和行政部门等及其工作人员如果办理信访事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不合理,也就是他们没有依据《信访条例》和其他法律法规行使职权,这时便是行政机关和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违法、渎职或者犯罪,我国刑法和《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因此,宁陵县公检法和商丘市中级法院等把我依法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的正常信访行为和宁陵县教体局、华堡乡政府等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及诉求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极端无赖地非法杂揉捏造为我父子的犯罪情节,公然违背事实和法律胡搅蛮缠、枉法曲解,先后反复生搬硬套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对我父子枉法追诉和“判处”刑罚,这公然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三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原则性规定,也公然完全违背了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含义和立发本意。

九、本案一审(2011)宁刑初字等72号判决“被告人庭审中拒不认罪,且在社会上影响较大”对我父子“从重处罚”,在量刑上是极端不当和公然违背刑事诉讼法的:(1)、依法证人应以其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等感知到的事实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证人的评价性语言或者听说的东西并没有证明案件事实证据效力。但本案一审判决控方证据中只有证据10“证人郭德民的证言笔录”中有“李旭东的行为在社会上影响极大”这一句评价性语言作为这方面证据,并没有提出“在社会上影响极大”的任何事实,因此,本案裁判根本不存在证明我的行为“在社会上影响极大”的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更丝毫谈不上能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的“明确充分”的证明标准;(2)、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除了行使辩护权之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为自己辩护,这在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因此,仅仅因为2011年8月24日一审庭审中我父子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行使了法定的辩护权,一审判决就公然以“被告人庭审中拒不认罪”等为由对我父子“从重处罚”,这是公然极端丧心病狂地践踏人权和刑事诉讼法的。

十、本案的(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对我们在一审庭审中出示质证的证据,公然违背事实并毫无法律法规依据非法否定和排除其证明效力,不予采信;且现在还有在审判时我们未能提供的新证据,这些证据完全可推翻和否定本案所谓“定罪量刑”的“事实”和“证据”。

(一)、一审判决中我方的证据2“李旭东工资关系转移介绍信”,这是由宁陵县人事局和乡政府联合开具的工资关系转移介绍信,其明确记载“调出单位:楚庄乡政府计生办”、“调入单位:中心校”和“工资已发至1997年2月31日请你单位发给445.4(元)”等内容,这证明从1997年3月1日我的工资关系由楚庄乡政府转到了楚庄乡中心校,月工资为445.4元工资的法律性质上仍属正常发放的地位,从而可推翻本案裁判中所谓的我自1997年3月起处于“待岗”的说法,因此,由此证据可排除和否定一审判决中控方的证据1、证据17、证据18、证据25、证据26、证据31、证据33、证据34,但一审判决对此证据却未加评判,事实上又没有采信。

(二)、一审判决中我方的证据5“华堡乡郭双堂小学郭文富等六人,宁陵县华堡乡郭双堂小学出具的证明”,其明确记载“李旭东1997年3月调入我校任教,一直到1998(年)12月未发工资,到1999年元月才发给工资”。上面还有当时的校长郭文富、会记郭德民和王学忠等六位教师签名并按指印相证明。该证据充分证明1997年3月我即“调入”郭双堂小学任教,是工作调动,并不是判决中所说的“待岗”,并证明1997年3月到1998年12月期间“未发工资”,处于拖欠我工资的状态,因此,此证据完全可排除和否定一审判决中控方的证据1、证据17、证据18、证据25、证据26、证据31、证据33、证据34;但一审判决却公然违背事实无赖地硬说“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

(三)、一审判决中我方的证据12“申诉书”,这是2008年我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信访时的申诉书,其明确记载“被诉人:华堡乡楚庄中心校等部门中非法报批我退休的责任人员”,所提出的信访诉求第四项是“有关责任部门负担我依法维权的费用”,都没有指向华堡乡中心校。因此,由此申诉书可充分证明,2008年我进行的是依法向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提出信访事项及诉求并请求其依法处理的正常信访行为,而本案裁判所说的向华堡乡中心校“勒索、“索要”或者“强拿硬要”是公然违背事实真相的;此申诉书完全可排除和否定一审判决中控方的证据1、证据3、证据4、证据6、证据8、证据9、证据10、证据12、证据13、证据21,但一审判决却公然违背事实真相无赖地硬说“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用。

(四)、现提供新证据我2011年委托李博振代理依法在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正常信访时的申诉书,其明确记载我是申诉人,被诉单位是“河南省宁陵县华堡乡政府”,请求事项是“补发拖欠我的二十二个月工资及其利息”等,并没有指向华堡乡中心校,且此申诉书还明确记载附有“郭双堂学校的校长、会计、教师对停发我工资的证明(也即是一审判决书中我方的证据5)复印件”和“乡政府和县人事局合开具的《工资关系转移介绍信》(也即是一审判决中我方的证据2)复印件”,因此,由此申诉书可充分证明,2011年我进行的是委托李博振代理依法向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提出信访事项及诉求并请求其依法处理的正常信访行为,其中,我是信访人,李博振在这一信访事项上的法律地位只不过是委托代理人,而本案裁判所说的向华堡乡中心校“勒索”、“索要”或者“强拿硬要”是公然违背事实真相的;此申诉书完全可排除和否定一审判决书中控方的证据1、证据4、证据16、证据21.

(五)、一审判决中我方的证据1、证据3、证据6、证据7、证据8、证据9、证据10、证据11,是华堡乡政府和宁陵县教体局向我出具和提供的证明。其中,证据1“华堡乡人民政府2011年3月4日出具的证明”,是华堡乡政府指派马龙申等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在对我提供的“郭双堂学校的校长、会计、教师对停发我工资的证明(一审判决中我方的证据5)”与“乡政府和人事局合开具的《工资关系转移介绍信》(一审判决中我方的证据2)”等申诉材料进行审查并经调查核实后,向我出具的关于拖欠我工资的时间及数额的证明,实质上它是华堡乡政府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向我作出的予以支持的书面答复,由此证据可充分证明。补发拖欠我的22个月工资是华堡乡政府行使职权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本案裁判所说的向华堡乡中心校“勒索”、“索要”或者“强拿硬要”是公然违背事实真相的;证据10“2008年8月3日宁陵县教体局出具的证明”是宁陵县教体局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作出的书面答复,由此证据可充分证明,2008年对我提出“有关责任部门负担我依法维权的费用”这一信访诉求作出支持决定的是宁陵县教体局,而本案裁判所说的向华堡乡中心校“勒索”、“索要”或者“强拿硬要”是公然违背事实真相的;证据7“关于李旭东同志退休问题的情况说明”和证据11“2008年5月29日关于李旭东档案年龄的核定”等是宁陵县教体局办理我提出的非法报批我退休问题这一信访事项向我作出的书面答复,由这些证据充分证明宁陵县教体局是非法报批我退休问题的责任部门和有权处理部门,其依据法(办)发[1988]6号司法解释以调取我的户籍证明将我的人事档案年龄核定为1951年2月2日出生是合法有效的,也充分证明2008年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并给予支持的是宁陵县教体局,而本案裁判所说的向华堡乡中心校“勒索”、“索要”或者“强拿硬要”是公然违背事实真相的。上述证据在法律性质上是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其坚强后盾的国家行政机关华堡乡政府和行政部门宁陵县教体局行使职权办理我提出的信访事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但一审判决却说是被“要挟而出具的”,不予采用,这是公然违背事实且毫无法律法规依据的,是非法的。

十一、商丘市中级法院与河南省高级法院均不针对我提出的申诉理由进行复查,公然违背事实和法律非法驳回我的申诉。

(一)、基本事实:2012年10月23日我委托亲属向商丘市中级法院提出申诉时递交的申诉书(每一页都有代理人李红梅的指印)明确提出的申诉理由主要有:(1)、宁陵县检察院和法院对李博振先后三次提出的管辖异议均不作审查答复,不依法将不案移转到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审理,非法强行管辖,诉讼程序严重违法。提出管辖异议的依据是,本案所谓的“犯罪地”也即是我向其提出申诉的国务院信访接待室所在地北京市丰台区,所以丰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法定的管辖权;2011年李博振的信访是因两司法案件对宁陵法院提出的控告,而司法机关又将这一控告行为一并作为犯罪情节枉法追诉,这必然使宁陵县法院与本案存在严重的利害关系根本就不适用宜由宁陵县法院审理本案,因此,宁陵县法院并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以我父子的居住地在宁陵县来获得对本案的管辖权,且即使所谓的“犯罪结果发生地”在宁陵县,宁陵县法院因与本案存在上述严重的利害关系也应当回避对本案的审理,并依法将本案移送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2)、本案的诉讼程序严重违法;本案裁判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相支持,也没有合法真实的法庭笔录(在申诉书中的措词是“庭审笔录”)作为其据以作出的依据。2011年7月12日宁陵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提审时在讯问笔录中记录了李博振提出的我父子受到刑讯逼供、骗供和折磨等情况,但起诉书显示宁陵县检察院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没有做任何调查,因此,一审判决中公诉人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因缺乏来源的合法性而没有法定的证明效力;2011年8月25日宁陵县法院要求我父子在上面签名的“法庭笔录”对李博振当庭提出的管辖异议没有记录,对庭审过程作虚假记录,所以我父子都拒绝了签名;后宁陵县法院作出的(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更是非法在控方的证据中添加公诉人没有在庭审中出示的十多份证据(包括一审判决中控方的证据2、24、25、26、27、30、31、32、33、34、35),这十多份证据因没有经过在庭审出示质证依法也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2012年元月6日商丘市中级法院对本案的审理,除了在据理力争之下让我们陈述了上诉理由并让辩护人宣读了辩护词之外,更是直接取消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这些庭审必有的全部法庭程序,结果使这次庭审没有任何审案过程和内容,后直到送达二审裁定书商丘市中级法院也没有提出让我在任何样式的法庭笔录上签名。(3)、商丘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疯狂胡编滥造,它以商丘市中级法院私自分别组织编造的几十个字的虚假内容非法硬说成我父子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关于本案的管辖问题它对我们在上诉状中提出的宁陵县法院与本案存在严重利害关系的事实避而不谈,非法硬说宁陵县法院有管辖权,此二审裁定书中关于“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评判”及其其他内容却没有涉及我们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它公然违背(2011)年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依法以调取我的户籍证明证实我是1951年2月2日出生的事实,非法硬说(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是以“证人李大贤、李大臣、刘济勋证言”证明我是1947年出生的,并据此毫无法律法规依据非法否定我2008年提出的信访事项及诉求的合法性。(4)、本案裁判对我父子的正常信访行为判处刑罚,不但公然违背我的信访行为与敲诈勒索罪或者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根本不符合的事实,而且还公然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原则性规定。等等。这些申诉理由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三)、(四)项等规定的再审条件,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商丘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12)商刑监字第26号驳回申诉通知书也是胡编滥造,在对本案的管辖问题的所谓评述上非法完全避开我在申诉书中提出的宁陵县法院与本案存在严重利害关系和依法应当将本案移转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事实,公然违背事实和法律硬说宁陵县法院有管辖权;此驳回申诉通知书的其他“评述”更是丝毫没有涉及我在申诉书中提出的申诉理由,因此,(2012)商立刑监字第26号驳回申诉通知书纯粹是根本不针对申诉理由并公然违背事实和法律胡编滥造的徒有空名的“虚假驳回”通知书。2013年1月9日我委托亲属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出申诉时递交的申诉书(每一页都有代理人李林的指印),提出的申诉理由也包含了上述四项我曾向商丘市中级法院提出的申诉理由,但是2014年7月3日河南省高级法院向我送达的(2014)豫法刑申字第00287号驳回通知书更是丝毫不敢提及我在申诉书中提出的申诉理由,并公然违背事实和法律硬说我的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重新审判的条件。

(二)、证明上述基本事实的新证据:申请分别向商丘市中级法院与河南省高级法院调取我2012年和2013年两次申诉时的申诉书和此两级法院办理我的申诉编造的“刑事诉讼复查终结报告”等材料,证明商丘市中级法院与河南省高级法院办理我的申诉时根本不针对我提出的申诉理由并公然违背事实与法律胡编滥造申诉卷材料来非法虚假驳回我的申诉的事实,因此,受理机关对我本次申诉提出的所有理由应当一并依法逐一作出实质性的审查和复查。

本申诉书中提出的申请贵院调取的各项新证据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本申诉书提出前十项申诉理由也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一)、(二)、(三)、(四)、(五)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二)、(五)、(六)、(七)、(八)、(九)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七条第(一)、(二)、(七)、(八)项规定的再审情形。希望贵院确能忠诚和服从于法律,及时依法对本极端冤假案和我提出的申诉理由公正地作实质性审查,依法裁定将本案移送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再审,匡扶天理和中国法律权威及社会正义。

此 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李旭东

2014年9月8日

附:1、本申诉书副本 份

2、宁检刑诉[2011]57号起诉书复印件 份

3、(2011)宁刑初字第72号判决书复印件 份

4、(2011)商刑终字第213号裁定书复印件 份

5、(2012)商立刑监字第26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复印件 份

6、(2014)豫法刑申字第00287号通知书复印件 份

7、2012年元月6日商丘市中级法院在宁陵县法院开庭审理本案的虚假庭审过程录音复制件 份

8、证人卢秀云的证言 份

9、证人卢家庭和卢家平证言各 份

10、2011年8月7日宁陵县河南世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东梅和张键到宁陵县看守所提审室和李博振会见时的会见笔录复印件 份

注:本申诉书每页下方页码处都有代理人李红梅的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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